石家庄市栾城区党史展

刘英才:栾城县过“黄河”跨“长江”的斗争经历与历史经验


栾城县过“黄河”跨“长江”的斗争经历与历史经验

刘 英 才



1972年,是栾城历史上极度不平凡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栾城人民在中共栾城县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敢闯敢干,以“不到长城非好汉,誓叫栾城变江南”的雄心壮志,夺取了小麦平均亩产过“黄河”,全年粮食平均亩产跨长江的巨大成就,在华北的土地上打出了“江南粮”,开创了河北省粮食作物大面积高产的新纪录。

一、小麦亩产过“黄河”

1972年,栾城县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在带领全县人民向大寨县迈进的征途中,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气概,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在连续两年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战胜了历史上少有的严重干旱,夺得了小麦平均亩产跨过“黄河”的大丰收,为全年粮食亩产跨长江奠定了基础。

当年,栾城县共有夏熟作物37.7万余亩,收打结果,平均亩产484斤,每亩比上年增产114斤。其中25.1万亩小麦平均亩产510斤,比上年每亩增产108斤。全县出现了3个小麦平均亩产600斤以上的公社和5个小麦亩产跨过“长江”的大队。全县人民丰收不忘支摇国家建设,在保证集体留粮和社员分配增加的基础上,向国家交售小麦5600万斤,一季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

破无所作为的思想,立革命的雄心壮志

1971年,栾城县小麦平均亩产达到了402斤后,有些干部、社员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说:“干部抓得不赖,社员干得不坏,贡献拿得不少,产量增得挺快!”社会上的这种自满情绪必然要反映到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内部来,有的领导成员也认为栾城这两年迈得步子不小,产量不低,再上不大容易了。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这是一种满足现状、停止不前的错误思想。

县委、县革委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遵照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教导,向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大办农业的积极性。为了大破一些人增产到顶的右倾保守思想,县委发动干部群众回顾本县几年来小麦增产的情况:民政部1968年全县小麦平均亩产只有215斤,1969年上升到271斤,1970年达到353斤,1971年又增加到402斤。还总结了一批小麦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典型社队的经验,栾城县的赵庄大队1969年小麦亩产只有207斤,1970年就达到501斤,1971年又达到601斤。苏邱大队1970年小麦亩产380斤,1971年就增到了500.5斤。 全县小麦连年增产和先进大队小麦高产的事实,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土地的增产潜力是很大的,只要路线正确,坚持科学态度,有一个很大的革命干劲,就能够做到不断增产,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由于思想发动充分,全县小麦比往年种的多,种的好,为夺取1972年夏季高产更高产打下好的基础。

破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用革命精神搞科学种田

栾城县是一个产棉比较集中的县,粮棉争地和粮棉作物倒茬的矛盾比较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扩大夏熟作物面积,县委把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早在1970年秋天,就从群众中总结了在棉花地里间作小麦的经验。县委经过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既能保证棉田面积,又扩大了粮食作物的好经验。接着,县委先后在马家庄公社的马家庄大队和窦妪公社的南牛家庄大队进行试点,召开现场会议,推广了他们在棉田里间作小麦的经验。1971年全县棉田间作小麦3.7万亩。

实践证明棉田间作小麦大都是成功的,但个别因管理不善减了产。这时有些人只看一点不看全部,对这种改革信心不足,说什么“老规矩不能更动”。县委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和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观点,主要领导同志深入到方村、楼底公社调查研究:方村公社0、6万多亩棉麦间作。由于管理认真,小麦平均亩产(自然亩)350多斤。楼底公社秦家庄大队133亩棉麦间作,每亩(自然亩)收小麦420斤,皮棉110多斤,其中有20亩,每亩收小麦500斤,皮棉120多斤。县委抓住这些先进典型,组织社队干部现场参观,使那些没有认真搞棉麦间作的人解放了思想。他们说,不是棉麦间作不科学,而是我们思想没通,行动不自觉,管理没跟上。经过典型引路,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要想多增产,必须用革命精神搞科学种田。1972年全县棉麦间作面积由去年的3.7万亩扩大到近10万亩,全县整个夏收作物面积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99%。

栾城县几年来障碍小麦高产的另一个主要矛盾是倒伏和锈病。为了消灭这两个小麦增产的大敌,县委亲自抓点总结经验。小麦刚拔节时,县委书记李如双同志在城关公社西街大队亲自搞轧麦试验,轧过的麦子,三、五天就恢复原状,麦杆变粗、变硬,具有防倒伏的能力。县委领导又访问了科技人员,证明是一项防倒伏的好措施。于是,县委立即在这个大队召开了公社、大小队干部参加的小麦管理现场会议,很快在全县开展起轧麦活动,全县一、二类麦苗都普遍轧了一遍。为了防治锈病,县社两级先后举办了“防锈”学习班,县、社、队都确定了锈病测报点,定期调查,及时汇报,一旦发现,立即围歼。1972年,小麦锈病刚一发现,全县立即打人民战争,把它消灭在初发期,防止了因锈病蔓延而减产。县委还大抓了水、肥、土、种等基础措施。近10万亩棉麦间作套种地全部进行了人工深翻或套种,深达1尺到1.5尺。其它平播麦地有13万亩进行了深翻、深耕,加厚了活土层。去年养猪达19万头,为小麦准备了较充足的肥料。县、社、队还狠抓了磷肥、菌肥生产,使每亩小麦施粗肥六方,施磷肥六、七十斤。种子基本上实现了优种化。

为了做到均衡增产,全县层层狠抓薄弱环节。县抓后进社,公社抓后进大队,大队抓后进生产队,生产队抓“拉腿田”,从而保证了大面积均衡增产。

小麦种多了,劳力、畜力紧张,影响秋播进度。秋播慢了,就会种出“霜降麦”,小麦就要减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1年县委根据外地早播经验,提出要打破当地“秋分早,霜降迟,寒露正当时”的种植习惯,提前播种小麦。这个问题一提出,领导干部中有斗争,下面社员中有阻力。有的说:“麦不两旺,种早了会提前拨节不能过冬”。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一个县委成员到群众中去寻求答案。他一连访问了3个公社、10多个大队。一天,当他来到郄马公社东羊市大队时,一位60多岁的老贫农告诉他:“提前种小麦,可以过冬”。原来,这位老贫农过去给地主找长活时,曾在一个砖窑坑里提前播种了小麦,收成很好。为了避免瞎指挥,这位县委领导成员搞了一块小麦早播试验田,入冬后,小麦根系发达,苗儿健壮,抗寒力强。县委及时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参观这块试验田,给大家启发很大。当年城西的赵庄大队早播的小麦,也获得了亩产501斤的好收成。

这些成功的喜讯,传遍了栾城的大小村落。保守思想打破了,旧习改变了,广大干部、社员群众,坚定了大抓夏季的信心,改变了多年的“老黄历”。1972年,改寒露种麦为秋分种麦,改一茬为两茬,改稀植为合理密植,积极种足种好小麦。社员们高兴地说:“抓了夏,农业就会大步跨”。

靠党的下策唤起广大群众齐心干

在夺取1972年小麦大丰收的斗争中,栾城县委、县革委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在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的同时,狠抓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落实。县委本着不等、不靠、不盲干、大胆负责、坚持原则的精神,坚决扭转了那种“等一等,看一看,别处咋办咱咋办”的消极度被动局面。为了搞好劳动管理,县委派出调查组,深入调查,发现一些队在劳动计酬、粮食分配等方面存在着较严重的平均主义,就一面积极组织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学习社会主义现阶段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苏邱公社苏邱大队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创造了经验,县委就及时召开现场会,在全县进行了推广。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农村各项经济政策不断得到落实。极度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革命、生产的积极性,为搞好小麦管理,夺取夏季丰收创造了条件。窦妪公社加强劳动管理,在浇麦中实行定领导、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的生活责任制,每台配套机器由一天一夜浇15亩,增加到25亩以上;1971年平均浇四水,1972年平均浇了六水。这个公社1972年小麦亩产达到520斤,比上年增产近22%以上。在小麦返青、拔节、孕穗、扬花、灌浆、攻粒几个关键时刻,全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象革命战争时期奔赴战场打仗一样,废寝忘食,只争朝夕,奋力抗旱,为小麦的丰产丰收创造了条件,为全年亩产跨长江奠定了基础。

二、全年亩产跨长江

“不到长城非好汉,誓叫栾城变江南”,这是栾城人民学大寨、赶昔阳的战斗口号。1972年,栾城县遭到了特大旱灾。中共栾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这个战斗口号变成了现实。粮食作物产量,在夏季小麦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狠抓秋委生产,一举跨过了“长江”,平均亩产量由1971年的701斤跃进到902斤,总产量由上年的2.1亿多斤上升到2.7亿多斤。13亩棉花也获得了较好收成,林、牧、副业也有较大发展。

“‘长江’再宽、再深,也要过去”

1970年,栾城县打破粮棉产量过去平均每亩增长 3.3%的增产幅度以后,连年大步前进。1972年的特大旱灾,对栾城人民是一个严峻考验。栾城能不能继续大步前进?还要不要过“长江”?是继续吹进军号,还是打退堂鼓?激烈的争论,在县委会里,在社、队领导班子普遍展开。有的同志在大旱面前对过“长江”产生了怀疑,说:“这么大的旱年,过‘长江’不可能!”主张修改计划。多数同志说:“只要我们有过 ‘长江’的劲头,有切实有力的措施,就能抗旱到天低头。”县委组织大家全面分析全县过“长江”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制定具体措施,坚定了过“长江”的信心。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县委要扛起过‘长江’大旗,激励士气,用900斤干劲,夺取800斤的产量!‘长江’再宽、再深,也要过去!”一位县委成员说:“战天斗地过‘长江’才是硬功,我们要拉车又要爬坡,要做战天斗地的带头人。”

县委的决心激励着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向干旱开展顽强的斗争。年过半百的原县委书记李如双,身患多种疾病,人们经常看到他冒着酷暑,尘土满身地出现在水利工地上,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在向“江南”挺进的几个月里,李如双和干部群众一起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在班长的带动下,大大激发了县委“一班人”的革命精神,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宋北大队贫农社员陈群生带领一支打井队,不顾自己身患重感冒,仍坚持劳动,满身泥泞满身水,在井下战斗了40多天。社员们感动地说:“陈群生为过‘长江’打井,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榆林大队共青团员赵西芳等人组成的十三姑娘打井队,排除旧社会流传下来的“闺女不能打井”的阵阵冷风,在村南摆开了打井战场。她们以顽强的斗志,凿穿了三尺多厚的砂礓石层,胜利地完成打井任务。

从城镇到村庄,从干部到社员,全县25万英雄人民,挖深井,找水源扁担挑,脸盆端,日夜战斗在机井旁,团结一致,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抗旱过“长江”而艰苦奋战!

创造条件,两手准备

怎样把过“长江”计划变成现实?栾城县委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也经历了复杂的斗争。有人认为要过“长江”就要继续抓水利。有人却说:栾城水利条件不错了,究竟栾城现有的水利条件能不能适应过“长江”的要求?井还要不要打?县委组织调查组,深入一个个社队,对全县水利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

过去,这个县打了3100多眼机井,由于当时缺乏计划性,暴露出不少矛盾:一是井位布局不合理;二是多数机井汲取同一层水;三是依靠这些水利设施,一年只有提汲地下水一亿吨。根据计算,亩产达到800斤,平均每亩庄稼浇水量400多吨,全县40多万亩农作物就需要用水约1.6亿多吨,这0.6亿吨水的差额,是靠天上掉,还是动手向地下要?栾城县委回顾了栾城14年间有10年发生旱灾的历史,进一步认识到,不能靠天,必须治干旱。力争一年不下雨也要过“长江”!认识统一了,县委就率领全县人民,打响了开采地下水源的战斗。

不管是冰天雪地的隆冬,还是赤日炎炎的盛夏,广大社员群众,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展开了向地层深处要水的战斗。现代化的打井机上阵了,人工打井架子上阵了,大镢头也上阵了。1972年一年全县打井1000多眼,为过去每年打井数的2.5倍。连同原来打的井、1972年栾城县共有机井、大口井4000多眼。平均120亩耕地有1眼井、90%的土地可以旱涝保收。去年从抗旱以来,单是从这些水井就汲出了1.4亿多吨地下水,保证全县40多万亩农作物普遍浇灌了10遍以上的水,使得栾城县天旱地不旱,块块地里长出了好庄稼。

栾城县在狠抓打井的同时,注意了提灌机具的配套工作。打一眼井,配一台电动机。但是,由于电力发展赶不上需要,电一停,井里水就汲不出来。1971年秋天,正当大秋作物抽穗的关键时刻,遭到了“卡脖子旱”。不巧这时又遇着电力供应不足,全县2600多台电动机,有时趴在井台上不能运转。县委认识到:光靠电不行,还必须大抓柴油机,机电并举,才能有备无患。1972年,全县农业战线上使用的柴油机,从1971年的十几台猛增到1000多台。栾城县委就这样旱、涝两手抓,机电双配套。在狠抓了夏粮生产的同时,又狠抓了秋粮的生产,以夏促秋,加速了全县农业的发展,大旱之年栾城人民在华北的土地上打了“江南粮”。